改變了它們在孕育過程中所被賦予的經濟意義。在發(fā)明第一次導入之后，其后續(xù)改進帶來的經濟效益可能會超過這項原始發(fā)明”。正所謂“天下創(chuàng)新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作為在自主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信步前行的中國科技企業(yè)而言，布萊恩和羅森博格的上述言論或可用來共勉。
軟件之都印度班加羅爾的歡樂與憂傷
如果沒有印度政府，就沒有今天的班加羅爾；如果沒有印度政府，也將不會有班加羅爾的明天
■ 環(huán)球財經記者 劉洋
如果說中關村是中國的硅谷，那么班加羅爾就是印度的硅谷。二者南北相望，共同承載著各自民族戰(zhàn)勝硅谷、富國強民的渴望。
與中關村相同，班加羅爾科技園誕生于上世紀80年代。上世紀90年代，在全世界高科技園區(qū)迅速發(fā)展的時代大潮中，班加羅爾與北京的中關村、日本的筑波、韓國的大德、英國的劍橋和中國臺灣的新竹共同成為硅谷以外最奪人眼球的風景。作為世界著名軟件產地，班加羅爾比中關村更早蜚聲世界，也更早遭遇瓶頸與困惑。
從這個意義上講，解讀班加羅爾的昨天和今天，也許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中關村的今天和明天。
只能是班加羅爾
為什么是班加羅爾，而不是印度的其他城市成為世界“軟件之都”？
對這個問題，不同的人可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比如有人就從印度的殖民歷史和其曾經發(fā)明二進制的軼事出發(fā)，將班加羅爾的成功歸因于印度對英語的熟悉和對數學的崇拜。但按此邏輯，印度的任一城市都可以取代班加羅爾。
非但如此，無數中國城市也都具備取代班加羅爾的實力。因為在中國，能將《新概念英語》背到讓美國人吃驚，能在入學前就將外國人到老都搞不懂的乘法表背到讓人抓狂的學生，實在不勝枚舉。
問題的關鍵顯然不在于此。
與背靠斯坦福大學的硅谷類似，班加羅爾是印度高科技人才的重要培養(yǎng)基地。有百年歷史且被稱為印度高校王冠的印度理學院、印度管理學院、國家高級研究學院、印度信息技術學院和班加羅爾大學等名校皆坐落于此。作為典型的知識密集型產業(yè)，軟件產業(yè)對于高端人才的巨大需求在印度全境只有班加羅爾才能滿足。
現在，班加羅爾擁有超過20萬名軟件開發(fā)人員，這一數字堪與硅谷比肩。在全球數以千計的軟件公司中，位列5級的只有70余家，而班加羅爾就占了接近一半。僅是通用電氣公司的印度研發(fā)中心就擁有超過1800名博士。
班加羅爾還是印度航空工業(yè)的搖籃。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印度負責研制火箭衛(wèi)星的空間研究組織、印度科學研究院、國家航空實驗室、印度斯坦飛機制造公司等一批國家重點高科技研究機構相繼在班加羅爾扎根，形成了以空間技術、飛機制造、通訊設備生產等產業(yè)為主的產業(yè)基礎。而以上所有行業(yè)幾乎都是軟件行業(yè)最重要的上游產業(yè)，選址班加羅爾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溝通的成本。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被長期忽視：時差。
班加羅爾與硅谷之間有12小時的時差，兩地協(xié)作實現了軟件編寫的無縫鏈接，從而讓軟件的設計與編寫工作從一時一地的現場操作轉向了以互聯(lián)網為基礎的全球協(xié)作，從而大大提高了軟件編寫的效率。
在1988年以前，全世界90%以上的軟件編寫都是在現場進行的。到了2000年，跨洋設計軟件所占比例已經達到50%。而從2002年開始，班加羅爾絕大多數軟件人員都已經嵌入軟件跨洋編寫設計體系之中了。巧妙的時差設計，最終促成了印度軟件產業(yè)的強勢崛起。
但得天獨厚的文化地理優(yōu)勢，依然不意味著成功的水到渠成。班加羅爾之所以成為聞名世界的“軟件之都”，真正的推手其實是印度政府的國家意志。
政府意志造就科技神話
印度與中國相仿，人口眾多而素質不一。其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