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2年的英國，主要是針對政府的采購行為。后來進入到設計行業(yè)，目的是要打破大師和大事務所的壟斷，塑造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為剛出道的年輕建筑師提供機會。頗有些象現(xiàn)今社會中的最時髦的海選行為，充滿了草根情節(jié),讓所有的初出茅廬的年輕建筑師都可以擁有一夜成名的幻想。 
　　但中國式招投標制度卻具有很強的偽草根性：表面上看每個建筑師個體可以通過不斷地在一個個項目上的競標成功達到事業(yè)上的成就乃至成為大師，然而前面的分析讓我們發(fā)現(xiàn)在投標的具體操作中建筑師毫無話語權可言，為了中選甚至要揣摩業(yè)主的意圖和評委的好惡，最終中選實施的方案其實也只是權力之下業(yè)主和評委個人判斷標準的表達，即權貴意識的表達，哪里來的什么草根性。在90年代以前沒有投標，到處都是委托任務的時代，中國的建筑師還不太會說話；現(xiàn)在會說話了，因為項目全是投標，卻發(fā)現(xiàn)失去了話語權。歷史給苦澀的中國建筑師幽了一默。 
　　對于中國式招投標的投降與逃脫 
　　面對日益流氓化的中國式招投標，建筑師的思想弱勢地位也日益顯著：設計任務的有限性和生存的必需性使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投降，即放棄自身的獨立性思考，放下批判的立場，轉而選擇了迎合，而這種迎合還不僅是蓄意與權利方的趨同，更有患得患失心態(tài)滋養(yǎng)下的揣摩和獻媚。 
　　在大部分人用投降來換取生存的同時，也有極小一部分人選擇了另外一種狀態(tài)，逃脫。張永和、王澍、劉家坤、張雷等一批“試驗建筑師”通過各種方式對現(xiàn)有的中國式投標制度形成了一次集體性的勝利大逃亡：他們的建筑實踐并非通過常規(guī)意義上的中國式招投標而贏得設計權（即便是投標也只是法律意義上的形式），他們的勝利表現(xiàn)在這些建筑已使他們在中國的建筑師群體中脫穎而出，形成了影響力，并為世界范圍的建筑界所關注。 
　　但我并不認同給 “試驗建筑師”的稱謂，如果是試驗也應該看作是對現(xiàn)有招投標制度的一種試驗。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逃脫后以一種更自我的姿態(tài)來批判被中國式招投標鎖住的所謂主流設計。正是大量由中國式招投標抹殺了批判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建筑的存在，才使得“試驗建筑師們”一戰(zhàn)成名，看看他們那些為世界建筑界所關注具有文化價值影響力的，并拿走了非官方的重要獎項的項目，幾乎都非是中國式招投標的產(chǎn)物。這些逃離中國式招投標的建筑，輕松地回歸了建筑原本的本性，卻被業(yè)界匪夷所思地叫做“前衛(wèi)建筑”。需要質疑的是這些建筑太“前”了，還是讓招投標鎖住的所謂主流的設計太“后”了? 所謂創(chuàng)新哪里是源自什么繼承？創(chuàng)新的原動力一定是來自于批判，來自對歷史和現(xiàn)有行為慣性的批判！換而言之，創(chuàng)新是批判的結果而非一種目的。 
　　自從出了“試驗建筑師”這么一批少數(shù)人，吸引了大量眼球，成為境內外媒體的驕子，但是他們的建筑作品在市場中卻始終被邊緣化——在重要地段，國家重要的投資項目，在公眾中有影響力房子幾乎找不到他們的身影——原因是這些重要項目需要進行中國式的招投標。我想這正是質疑是中國式招投標積極性的最有力證據(jù)。 
　　非結語的結語 
　　在這個生活方式劇烈變異的時代，所有人都可以對既定的法則提出質疑，甚至可以懷疑建筑到底需不需要什么永恒。但建筑學在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歷史上自始至終地拓展了自身的物質家園和精神疆界，它的全部內涵遠比經(jīng)濟地蓋起一座好用結實的房子以及單純地拒絕常規(guī)、創(chuàng)造新視覺要豐富得多。 
　　不僅因為建筑學本身和建筑學所服務的生活是開放、積極的，在這多元文化和多重向度審美共存的世界中，建筑學作為一種文化行為，責無旁貸地要求中國自己的建筑師，使文明的光焰在每一代人的薪火相傳中增長，塑造屬于我們自身的文化價值觀。 
　　“創(chuàng)造力是立國之本”已絕非粗淺的政治口號。而現(xiàn)在，流氓語境下的中國式招投標正在扼殺著中國建筑界的創(chuàng)造力。 
　　“前些日子有記者問法國總理，社會黨總理 ‘你覺得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嗎？’他說‘不是”。‘為什么？‘因為他們沒有什么價值觀可以輸出’”。這是《三聯(lián)生活周刊》王朔訪談錄中的一段，雖然一直找不到考證，但后來覺得也不需要考證，因為金錢確實托不住一個民族的尊嚴——我們當前確實是沒有什么價值觀可以輸出。 
　　這就是本篇不是結語的結語…… 
參考書目： 
·《香港建筑師獎評選隨筆》設計與研究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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